為上庸文明立此存照
——評《上庸民俗記憶》
弓 長
法國攝影大師卡蒂埃－布列松說“在攝影中最微小的東西也能成為偉大的題材。
閱讀了邵義龍先生的攝影集《上庸民俗記憶》，讓我相信大師此言不虛。而今，攝影圈內人不再以一張照片是否獲獎判斷一個攝影師的成敗，而更為看重攝影師有沒有發(fā)掘題材的能力，也就是看一個攝影師的某個系列的照片是否有分量、有深度、有影響力和專業(yè)素質。如此以來，攝影不再是靠“撞大運”就可以搞的“藝術”， 不是“我在（現場）故我在”，而是“我思故我在”， 攝影已經成為一種有厚度、有擴展性、有科學規(guī)律可循的綜合體。
也許是曾經共事多年的緣故，我早已料到邵義龍先生一定會有這樣一本佳作問世，但我依然驚奇于他能把攝影作為一種有效的工具，集中力量專注于一個主題進行深度挖掘，化俗世的平常物景為書面的神奇影像。
真正意義上的攝影師不再是些攝影技術人員，而更重要的是有一定深度的思想者。從技術層面而言，邵義龍先生對光與影的把握和運用已經十分嫻熟，因此早在幾年前，我看到他研讀中國民俗研究的權威機構北京師范大學系列教材，便料到他是為了厚積薄發(fā)而自覺進行理論上的準備。
正是因為有了技術與人文兩方面的精心準備，《上庸民俗記憶》不僅對上庸民俗進行了直觀的圖像記錄，還用洗練的文字介紹了她的特點與歷史文化內涵，具有相當的文獻價值。這些從民生、從民俗的角度采擷的民間風景具有一種溫和而扎實的力量，開卷覽閱，不由你不驚嘆和佩服攝影者的毅力、圖像的沉著、文字的細膩。
攝影里，有一種技術叫雙重曝光。攝影人之所以成為攝影師，就在于他能用自己的兩只眼睛對俗世的平常物景進行技術與藝術的“雙重曝光”，借助取材、構圖和光影運用疊加和放大影像的價值，使其超越圖像本身具有多重價值，從而把自己與越來越多手拿相機的人區(qū)別開來。
以我膚淺的解讀，《上庸民俗記憶》具有三種價值，一是社會價值。作為紀實攝影， 她記錄和保存了歷史，其中不乏已經消逝或行將消逝的民俗，幸虧有他為上庸民俗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立此存照”。二是人文價值。應該說，現實中的民俗事象，并非從任何角度、任何瞬間拍攝都能表達出它所固有的本質意義。而因為邵義龍對事象的熟曉，他往往用一幅或幾幅照片就準確地反映一項民俗活動的真實本質，仿佛帶你超越時空進入歷史。三是學術價值，作為一組照片，《上庸民俗記憶》對生產、生活習俗，民間工藝和文化節(jié)慶活動，民居建筑，任務服飾、飲食文化等民俗事象的反映具有完整性、系統性和充分性，因而具有學術價值，可以說算得上是一部文獻。
大凡玩相機時間久的人，從起初的見了什么都想拍，到有時拍有時不想拍，后來不是因為工作需要簡直不想拍，說明“拍什么？怎么拍？拍成什么？”始終是一個困惑攝影人的問題。
邵義龍卻似乎沒有這樣的困惑，他在豐富的生活中找到了適合自己拍攝的題材，《上庸民俗記憶》是他心靈的映照，給攝影發(fā)燒友指出了一條明路，提供了一種范式。這就是：
一、就近取材。美國當代文學評論家及著名作家蘇珊·桑塔格說：“認識世界是從拒絕它的表象開始的”。但拒絕事物的表象肯定是從熟悉這個表象開始的。你對一個事物、一個現象越熟悉，你就越有可能深刻認識它。拍名山大川是需要大把燒錢的，而深入秘境找尋獨門題材光有銀子可燒還不行。邵義龍將大家司空見慣、見怪不怪的身邊事象記錄下來，通過剪裁、編排，配以解說文字，最后化平凡為神奇。
二、差異化思維挑選題材。每一個人的經歷、知識積累、思維方式、駕馭圖像的能力等都存在著差異，因人而異選擇題材，是成功的捷徑。邵義龍出身鄉(xiāng)野，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歷，酷愛攝影，他對民俗有比較系統的了解和知識儲備，用相機記錄民俗，自然有很多優(yōu)勢。
怎么拍？在這一方面，邵義龍的經驗是在一個主題下不遺余力地采集圖像，也就是找準切入點并提煉主題，所謂切入點一定要小，對主題在橫向上不斷開拓，集少成多，以規(guī)模和全面取勝。而在攝影技法的運用上，邵義龍糅合了再現和表現。《上庸民俗記憶》中的圖像視角大多是平行的、正面的、鏡頭選擇通常是不變形的、平實的，也有一些表現性強的照片，往往帶有一定的主觀性。比方說，一些孩子們游戲的圖片用了慢速，既有運動感，更讓人有時光恍惚昨日重現的感覺。
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中說，“攝影是種追魂的藝術”。它見證的是時光無情的流逝。它又使我們深藏一份與過去的聯系。平凡生活的瑣碎卻無時不給我們以親切，給予我們心靈的慰籍，這在生活越來越物質化、節(jié)奏越來越快而心靈越來越委頓的今天，邵義龍的拍攝另有了理由。
書籍歷來都是智慧的象征。19世紀的美學家馬拉美說，世上萬物的存在是為了終結于書籍?！渡嫌姑袼子洃洝芬詴疄檩d體行世，以圖文凝結了上庸子民創(chuàng)造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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