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私人盤點:2013“十小”文化事件
導語:2013年已經走遠,《洞見》欄目從文化批評角度,對2013年度的大眾文化現象進行總結,涉及文學、詩歌、藝術、思想、戲劇、電影、音樂、詞語、城市、身體、女性、生活方式等若干關鍵詞。我們試圖通過冷靜的解讀與回望,為過去的一年存留一份文化檔案。
本篇為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撰寫的年度文化綜述。他在縱觀全年之后發(fā)現似乎并無“大事”可言,2013年的最大特點,就是政治上好戲連臺,文化上一地雞毛,因為中國的文化運轉,已經遠離人類價值的主軸,而靠記錄那些“雞零狗碎的破事”,無法阻止文化樓廈的慢性垮塌。于是放棄“盛事敘事”,并從大眾娛樂的潮流中掉頭,立足于事件對歷史的微妙影響,將“中小規(guī)模”的事件作為觀察與圈點的重要對象,由此盤點出私人的“十小”文化事件。
各家媒體推出的“年度十大文化事件”,令人有不忍卒讀之感,諸如“首屆上海市民文化節(jié)成為全國表率”,“八小時話劇《如夢之夢》亞洲巡演”、“五部委要求節(jié)儉辦晚會”、“‘土豪’有望進牛津詞典”、“鳳凰古城景區(qū)門票‘捆綁收費’惹爭議”之類,無論怎樣端詳,都無法找出其間的“重大”跡象。僅就現有的盤點結果而言,2013年的最大特點,就是政治上好戲連臺,文化上一地雞毛。
中國文化領域的“無事效應”,顯然并非小編們的責任,它既源于檢查制度下的公共表述障礙,也源于文化自身的困境。那些被熱推的“盛事”,大都是跟文化軸心無關的雜碎和過眼煙云,它們可以作為普通事件加以記錄,但不足以構成“世界大國”自我炫示的年度結晶。媒體的費力盤點,指望能撿拾一點價值碎片,卻露出文化短板的困窘。一個具有漫長而宏大的文化歷史的國家,羅列一堆“大谷子巨芝麻”,這種邏輯性失調制造了新的笑點。
大眾文化的基本態(tài)勢,在于能被歷史捕捉的結構性元素越來越少,而只剩下轉瞬即逝的泡沫。我主編的《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覆蓋十年中國大眾文化,但最后只能以打烊告終,因為中國的文化運轉,已經遠離人類價值的主軸,而靠記錄那些“雞零狗碎的破事”,無法阻止文化樓廈的慢性垮塌。
但只要是放棄“盛事敘事”,并從大眾娛樂的潮流中掉頭,而立足于事件對歷史的微妙影響,那么,某些“中小規(guī)模”的事件,依然可以成為我們觀察與圈點的重要對象。這里不妨試舉要如下:
第一,全國多人向“文革”受害者公開道歉。2013年4月,61歲的山東老人劉伯勤,在《炎黃春秋》刊登廣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過家的校長、老師、同學和鄰居公開道歉。此舉開了紅衛(wèi)兵道歉的先河。此后,河北宋繼超、湖南溫慶福、山東盧嘉善、福建雷英郎等,分別在媒體上向“文革”中被傷害的人士道歉。這場小型道歉風潮,最終因陳毅之子陳小魯的道歉信而達到高潮。作為當年北京八中紅衛(wèi)兵領袖和革委會主任,陳小魯在信中向“曾經傷害過的老校領導、老師和同學”鄭重道歉,并宣稱,如何解讀“文革”是個人的自由,但是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非人道主義行為,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在中國重演。在一個沒有懺悔傳統(tǒng)的國度,這些來自各地的零星的非組織行為,可視作人性覺醒的稀有證據,并且是2013年最具歷史意義的小事。
第二,誠信危機加劇,社會倫理崩潰加速,街頭反倫理鬧劇不斷上演。唐山老人的廣場舞干擾學校上課秩序,高中生站立抗議,卻遭到眾老羞辱;廣東汕頭高中生扶起騎車摔倒的老人,反而面對誣陷訛詐,報警后才獲清白;西安一位老人因女孩不肯讓座,竟一屁股坐到女孩腿上;四川達州三童扶起跌跤老太,反被誣陷索賠,更引發(fā)社會輿論嘩然。此外,患者或家屬殺醫(yī)致死事件也多次爆發(fā),顯示醫(yī)患關系仍在繼續(xù)惡化。這是人性大面積壞死的征兆,在社會的每一個場所,潰爛的道德都在散發(fā)臭氣,而且暫時看不到療救的根本出路。
第三,“霧霾敘事”成為微博和微信的基本內容。重度霧霾襲擊中國大多數地區(qū),就連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拉薩都不能幸免,嚴重威脅國民生命安全,而民眾惟有靠戴口罩自保,大街上重現非典(薩斯)時代的奇異場景。但跟當年一度流行的“口罩美學”不同,重返中國街頭的口罩,失去了當年展示各種紋飾圖案的樂趣。鑒于款式向帶濾嘴的防毒面具靠攏,霧霾口罩具有輕度猙獰化的特點。“口罩美學”就此轉向了“口罩丑學”,仿佛是一種嚴厲的視覺警告,懸浮于夢魘般的工業(yè)迷霧之中,為互聯網平臺提供細小到2.5微米的負面主題。
第四,全國流行說“夢”,“中國夢”取代“三個代表”和“八榮八恥”,成為官方的首席語詞。“夢論”跟其他政治訓誡的區(qū)別在于,它的內涵和外延更加神秘而難以捉摸,給闡釋者提供廣闊的闡釋空間。殺死城管的夏俊峰被執(zhí)行死刑后,其子夏健強的繪畫,描繪幾米式的“小販夢”,成為本年度詮釋“中國夢”的最著名文本,它不僅推高針對底層弱勢群體的同情指數,更引發(fā)對暴力執(zhí)法及其城管制度的痛切反思。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發(fā)布《社會藍皮書》,宣稱“貧富分化”問題2013年的關注度上升到首位(關注率38.6%),從某個側面,表達出民眾對國家公正的無限渴望。如果這種位于底線的“中國夢”無法兌現,則任何美夢,都只能是“癡人說夢”。
第五,新老傳媒共同面對多重困境,四面楚歌?!赌戏街苣繁l(fā)賀詞事件;數名微信大V因“造謠”被捕,新快報記者陳永洲亦被跨省抓捕,從而揭出媒體“黑幕”;上海報業(yè)集團合并,新聞晚報宣布關張。就在這種動蕩的時局中,北京上演“封殺門”鬧?。汗戮V因以打油詩暗諷北京臺去世臺長,而該臺不走正常的法律訴訟之途,反以協(xié)會名義發(fā)表聲明,激烈譴責郭德綱,呼吁各地電視臺抵制郭德綱,由此引發(fā)演藝圈的怪味內訌。內外交困的中國媒體,正在向一個難以預料的未來演化。
第六,當局整肅腐敗,縱酒笙歌受到節(jié)制,“茅臺指數”大幅下跌,中國白酒經濟和酒桌文化進入冬天。茅臺酒始終是中國官場、名利場和生意場的潤滑劑,可以度量權力腐敗的深度,我稱之為“茅臺指數”。茅臺酒的價格暴跌,無疑是“酒桌文化”的黃昏,更是“茅臺經濟”的暗夜,卻令民眾看到反腐的依稀曙光。
第七,當代藝術面對冰火兩重天。著名的北京畫家村宋莊遭遇大規(guī)模拆除行動。藝術家和村民集體抵制強拆,但在高額地產利益驅動之下,地方政府不惜毀滅北京文化地標。宋莊正在灰飛煙滅,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烏托邦舊夢。另一方面,一件達芬奇“最后的晚餐”的戲仿之作,以1.8億港元拍出,引發(fā)業(yè)內的巨大爭議。坊間謠言四起,到處是關于賣家的猜想,就連卡塔爾公主也躺著中槍。藝評家朱其抨擊該畫只具備“插畫”水準,但一個尖銳的事實在于,中國藝術品市場早已跟“繪畫美學”脫鉤。近年來反復出現、日益升格的“億萬事件”,只能促使人們反思它的陰郁本性:幕后資本往往利用“拍賣”程序,對被選中的藝術家進行價位炒作,以便哄抬畫價,操縱市場,最終達成謀取暴利的目標。嚴重脫離畫作實際水準的超高價位,暴露出藝術品市場的虛構性、投機性和欺騙性。在經濟大幅走向衰退的時刻,“一夜暴富”的中國當代藝術,終究要面對自身的“最后的晚餐”。
第八,“牛津共識”缺乏共識,新左派、自由派和新儒家三方婚配以失敗告終。今年8月,一些自由主義、新左派和新儒家學者,在英國牛津大學探討中國現狀,經過幕后爭執(zhí)與妥協(xié),最終形成《關于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文本。但這一“重大事件”未能引起策劃者預期的“熱烈反響”,究其原委,在于《共識》里的三個關鍵詞--“以民為本”、“公平正義”與“和而不同”,都只是主流語詞的簡單重復?!豆沧R》無力充當知識界和解的思想標桿,反而成為與官方價值達成“共識”的鮮明記號。但對于中國知識界而言,重要的不是達成所謂“共識”,而是捍衛(wèi)思想的獨立與自由。
第九,被指身懷“國師情結”的劉小楓,最近因拋出“國父論”,而面對“舊朋新友”的全面詰難。學者鄧曉芒以25000字回應劉小楓15000字的文章,推敲劉文的邏輯細節(jié),對其進行“精確打擊”。劉軍寧撰文不指名地宣稱,“所有帝師都是偽先知”;蕭功秦則痛斥其為“新封神論”,斷言劉已“走火入魔”,離“法西斯主義”僅一步之遙。批評家吳亮更是以短促決斷的吳氏語體,直接宣判劉小楓的“文化死刑”,一如他曾對汪暉所做的那樣:“小楓不值得研究,他只配被徹底破壞,事實上他早已自我破壞了。”這場論戰(zhàn),顯示思想界的深層分裂已經浮出水面,但它只是中國社會大分裂的冰山一角。
第十,節(jié)假日放假方案成為萬眾吐槽對象。本年度放假模式,尤其是中秋國慶休息日的胡亂調度,已經引發(fā)民眾的嚴重不滿,而2014年春節(jié)究竟應當如何放假,再度引爆激烈爭議。12月出臺的下一年度放假表,顯示官方首次拒絕承認除夕也是節(jié)日。有人認為,這是為除夕高速公路收費埋下伏筆。無論幕后真相如何,一個明確的事實是,它公然對抗人性和民意,藐視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習俗,成為文革結束以來最荒謬的節(jié)假日方案。
朱大可,在中國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認為是中國最優(yōu)秀的批評家之一。因其前衛(wèi)的思想、對社會弊端的激烈批評、獨特的話語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現狀的理性和深刻,對當代文化研究領域產生廣泛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