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國家一級演員、有滬劇“五朵金花”之一稱號的陳甦萍開始和廣場舞“較上了勁”。
在長達8個月的時間內(nèi),每當夜幕降臨,這名55歲的滬劇演員就會頻繁出現(xiàn)在上海的公園、地鐵口、商場等公共場所,觀察在這里跳廣場舞的大媽。
今年年初,陳甦萍將一份名為《疏導結(jié)合,讓中國大媽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的書面意見,提交給上海市人大。這份意見,長達7000字,除分析廣場舞的現(xiàn)狀和成因外,還提出了思考和建議。她的另一個身份是上海市人大代表。
“大媽廣場舞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發(fā)展的必然性,優(yōu)缺點同樣明顯。”陳甦萍說,“我希望通過大家努力,讓廣場舞跳出困局。”
就在上個月,上海市多個部門對這名人大代表的書面意見有了初步答復,她提出的部分建議,已納入政府的議事日程。
每個人都有可能被廣場舞困擾,但沖突起來對雙方都是傷害
陳甦萍和廣場舞較上勁,是在一次和廣場舞大媽的沖突之后。
去年3月的一個下午,陳甦萍受邀參加一個戲曲沙龍。主辦方“為了圖個清靜”,特意將地點選擇在上海郊區(qū)一個“有藝術(shù)氣息”的舊廠房內(nèi)。
沙龍進行到一半,一陣節(jié)奏感極強的舞曲,忽然在廠房外響起。聲音穿過破舊的玻璃窗,在空曠的廠房里不斷回響。
廠房內(nèi)的人面面相覷,幾個人試圖繼續(xù)探討話題,但在強勁舞曲的干擾下,竟講不出一句完整的話。參加這個沙龍的,全是喜歡戲曲的“大媽”。
“發(fā)言的講不好話,其他人又聽不清楚。”陳甦萍回憶說。
“太不像話了”、“還有沒有一點素質(zhì)”,短暫的沉默后,廠房內(nèi)的大媽開始七嘴八舌地聲討廠房外跳廣場舞的“大媽”。她們沖出廠房,決定“跟她們把道理講清楚”。
“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了這么一塊空地,這又不是你家,跳個舞還用你管?”跳完一曲,一名跳舞的大媽對這些“砸場子的”顯得很不耐煩。
一番交鋒后,兩撥大媽互不相讓,辱罵聲、呼喊聲夾雜在舞曲里,“簡直就是一場鬧劇”。最后,沙龍不歡而散,戲曲大媽悻悻而走。
“不堪入耳、不堪入目。”陳甦萍不愿過多提起這件事,“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了,這種事太丟人。”
帶著滿肚子不快回到家里,這名國家一級演員開始關(guān)注起廣場舞。網(wǎng)上一搜索,陳甦萍才發(fā)現(xiàn),圍繞廣場舞有更為“荒唐”的故事出現(xiàn):2013年10月,武漢某小區(qū)的廣場舞大媽被住戶從樓上潑糞水;一個月后,北京一名市民因不堪忍受廣場舞噪音,朝天鳴槍并放出藏獒驅(qū)趕跳舞大媽……
“每個人都有可能被廣場舞困擾,但沖突起來對雙方都是傷害。”陳甦萍突然意識到。此前,她的舞臺在劇院,有30年的演藝生涯,并多次獲獎。作為國家一級演員、長寧滬劇團團長、上海市人大代表,她的生活與廣場舞完全不相干。即便自家的保姆經(jīng)常跳廣場舞,她之前也沒有多過問。
那次沖突后的一天晚上,她跟隨自家保姆走進了廣場舞大媽群體,就在她家樓下。不過,她始終是觀察者,從未參與過跳舞。
就在那天晚上,這名國家一級演員第一次領(lǐng)略了《小蘋果》、《最炫民族風》等流行歌曲對廣場舞大媽的吸引力。
劇烈的音樂一響起,幾十名大媽“陶醉”般地扭動著身體。陳甦萍發(fā)現(xiàn),在這些大媽中,除了46歲的保姆外,還有幾名在外“有頭有臉”的退休教授。
這些教授的出現(xiàn),讓陳甦萍更感到“廣場舞有意思”。隨后,她便將自己的舞臺移到廣場舞,對這種“文化現(xiàn)象”展開了為期8個月的調(diào)研。
“熱衷于跳廣場舞的人主要集中在50~60歲年齡段的女性,約占全部人群的83.7%。其中高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占據(jù)了全部人數(shù)的63.9%。”在對近300份樣本分析后,陳甦萍在書面意見里呈現(xiàn)出廣場舞者們的基本群體特征。
進而她得出結(jié)論:廣場舞已經(jīng)成為中國大媽新生活的有效載體。
“廣場舞其實是一種很好的文化現(xiàn)象,不能因為出現(xiàn)了矛盾就把它否定了。”這名國家一級演員說。
不是大媽造就了廣場舞,而是社會的變遷讓她們別無選擇
陳甦萍調(diào)研的起點是自家所在的小區(qū)。這是位于上海近郊的一個小區(qū),不僅居住著大量的知識分子,還有不少“有錢人”。同時,這里還有大量的保姆。
劉曉云就是陳甦萍所住小區(qū)的一名保姆。她今年53歲,是3個孩子的母親。為了生計,她曾組裝過電視,在工地上做過飯。6年前,她到上海,成為一名保姆。“小區(qū)里除了雇主和保安,沒幾個人認識我們。”劉曉云笑著說。
自從小區(qū)開始有人跳廣場舞后,劉曉云和其他保姆加入進來,“融入到小區(qū)的人際關(guān)系中”。而之前,她做完一天的家務(wù)后,多是聚在小區(qū)角落,和同是保姆的朋友聊天。
“這些在上海打拼的社會底層,普遍缺乏自身認同感和對城市的歸屬感,廣場舞就成為了她們的精神寄托,因為在這里可以‘以舞會友’,跳舞是種平等的交流。”在陳甦萍眼中,廣場舞不僅可以娛樂健身,也是社會階層間的潤滑劑。
和劉曉云一道跳舞的,還有教授彭易安。這名教授55歲,兒子在國外工作,平時只有老兩口在家。彭易安每天晚上都會站在人群后面,認真地跟隨其他人一遍遍重復動作。
“孩子不在身邊,我得給自己找個精神寄托。”彭易安說。
在舒緩或者激烈的廣場舞曲背后,陳甦萍還聽到過一些辛酸的故事。
家住蘇州河畔的李素琴(化名)是一名退休工人,陳甦萍一天晚上碰到她時,“她站在廣場舞隊伍的最后面,表情略顯疲憊,動作有些笨拙”,這些特質(zhì)吸引陳甦萍走了過去。
初次相識,李素琴讓陳甦萍猜測自己的年齡。“我當時看她有60歲,但是出于禮貌我告訴她看起來像55歲的樣子。”陳甦萍回憶說。
“她突然哭了起來,拉住我的手告訴我她今年只有47歲。”陳甦萍睜大眼睛,雖然已經(jīng)是半年前的情景,她依舊掩飾不住驚訝的神情。
后來陳甦萍得知,李素琴年輕時在一個家具廠工作,因為從事高污染工種,她在45歲時就退休了。退休后的李素琴依舊不能輕松,前年她的女兒去法國留學,高昂的學費又把這位退休媽媽推出家門,與人合伙做起水果生意。
然而,盡完母親的責任,外婆的責任又接踵而至。女兒回國后結(jié)婚,夫妻二人一起到外地工作,又把小外孫丟給了她。
“我每天就這一個盼頭兒,只有廣場舞才能讓我輕松下來。”陳甦萍一字一頓地重復著臨別時李素琴對她說的這句話,“對她來說,廣場舞是種解脫。”
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廣場舞隊伍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與其他大媽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她們操著不同的口音,神態(tài)和舉止都散發(fā)著鄉(xiāng)土氣息。
這是一群知青大媽。幾十年前,她們從上海踏上開往全國各地的火車,然后被輸送到農(nóng)村。到了退休年齡后,她們才得以返滬。
一名62歲的大媽曾對陳甦萍說,她寄宿的那家人,竟然把她帶來的痰盂當作飯盆。7年前,這名大媽返滬。因沒有住房,她與80多歲的父母住在一起。
“她和我說,她在上海幾乎沒什么朋友。”陳甦萍說,“我們這代人的命運其實不在自己手中,蹉跎了一輩子,到了晚年才趕上好生活,才有了娛樂的機會。”
除此之外,陳甦萍還碰到了向她訴說為獨生兒女減負、家庭困頓出來散心等形形色色的大媽。為此,這名長寧滬劇團團長感慨道:“不是大媽們造就了廣場舞,而是社會的變遷讓她們別無選擇。”
她的調(diào)研,就是呼吁“社會應(yīng)該關(guān)注大媽的晚年生活”。
大媽有自身的問題,但這更加考驗政府的管理智慧
又到下班時間,源源不斷的人從上海五角場站地鐵口涌出地面,然后在地面上分散開。一支廣場舞大媽隊伍松松散散地排列在地鐵口附近的空地上,她們神情悠閑、步伐統(tǒng)一地擺動著身體。戶外大屏幕里的廣告聲、商場里的促銷聲都被淹沒在《小蘋果》的舞曲里。
不少人加快步伐繞過這群大媽。有人不滿地冒出一句:“很討厭廣場舞,又吵又土。”
此前,上海市婦聯(lián)做過調(diào)查,76%的受訪大媽認為跳廣場舞是為了“身體健康、心情愉快”。調(diào)查還顯示:大媽們感覺增強了體質(zhì)占比68.3%;豐富了業(yè)余生活占比62.6%;促進了溝通交流占比44.4%。
可這個調(diào)查并不能阻止部分人對廣場舞的詬病:過度占用公共資源、噪音擾民,甚至引發(fā)沖突。還有人稱,形態(tài)各異的廣場舞頗符合人們的審丑品味,被圍觀者反復消費。
去年9月,陳甦萍出差寧波,工作間隙她在酒店附近散步,尋找跳廣場舞的大媽。本來她對第一次外地調(diào)研充滿期待,但眼前一幕卻似曾相識:在一條狹窄的街道上,兩隊來跳廣場舞的大媽因為場地爭執(zhí)起來,雙方各不相讓,爭吵得面紅耳赤,甚至互相推搡,眼看就要動起手來。
“都是當爺爺奶奶的人了,還在大街上因為這些小事大打出手。”陳甦萍回憶起沖突的情節(jié),她搖搖頭,把手甩了甩,“就不能體面地跳支舞么?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大媽們有自身的問題,但這更加考驗政府的管理智慧。”這位人大代表稱。
種種經(jīng)歷后,陳甦萍開始把調(diào)研重心放在如何優(yōu)化有限的公共資源配置上,“要把廣場舞從無序變有序”。
多年在社區(qū)一線演出的經(jīng)驗讓陳甦萍在公共文化場館的配置上擁有更多的發(fā)言權(quán)。“社區(qū)里的文化活動中心每天晚6點就關(guān)門,完全沒有發(fā)揮真正的作用。”她說。
在前年提交給人大的一份書面意見里,陳甦萍曾對社區(qū)老年文化活動中心的使用情況做過調(diào)查。她發(fā)現(xiàn),很多社區(qū)的老年活動室、棋牌室“掛羊頭賣狗肉”,房間竟然租給一些公司當作辦公室。陳甦萍的調(diào)查表明,大媽認為,社區(qū)活動空間“不太夠用”和“不夠用”的意見,占比高達41.3%。
“廣場舞沒有固定的跳舞場地,只能見縫插針地搶占一切可以利用的地盤。”陳甦萍說,“大媽們從‘斗舞’變?yōu)?lsquo;斗武’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爭取場地“利用最大化”時,陳甦萍提出,人的問題才是管理的關(guān)鍵所在。
“每支廣場舞隊伍都有一個領(lǐng)隊,把他們召集起來組建一支廣場舞協(xié)調(diào)會,再分配錯峰跳舞。”陳甦萍雙手上下交錯著,做出“錯峰”的樣子,“廣場舞的藝術(shù)品位也可以通過對領(lǐng)隊的培訓來改善。”
在廣場舞擾民的問題上,這位人大代表希望,政府撥款購置統(tǒng)一的廣場舞小音量的正規(guī)品牌音響設(shè)備,從源頭上控制擾民問題。
同時,陳甦萍還提出,希望上海各轄區(qū)每年都能舉辦廣場舞的展演,讓大媽走上真正的舞臺。去年,上海曾舉辦過一次廣場舞大賽,有近千支團隊報名,在上海引起轟動。
在書面意見提交兩個多月后,陳甦萍收到了上海市多個政府部門的答復。這些部門承諾,將采納陳甦萍提的部分建議。
得知這個消息后,陳甦萍笑了。她說:“不管是教授、保姆,還是下崗工人,她們在跳廣場舞時都會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她們希望也理應(yīng)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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