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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村上春樹最新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3月25日全國百家書店同步上市，這是他繼《東京奇譚集》之后，時隔多年再一次回歸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該小說集收錄的七篇小說都是圍繞著同一主題：各種即將失去或者正在失去女人的男人的處境。村上每一本新書上市，都是一場盛大的節(jié)日，在這個閱讀式微的年代，村上小說為何流行，村上式的囈語和“孤獨感”僅僅是都市男女的致幻劑嗎？
喬治·斯坦納分析我們這個時代為何閱讀日漸式微時，提到過一個觀點，大意是說這種文學上的轉(zhuǎn)向與音樂有關。富裕的中產(chǎn)階級讀書很少，但真心喜歡音樂的很多。音樂是通俗文化的主流，而閱讀成為了日漸小眾的生活方式。書籍的終點是個體的收藏室，而非公共閱讀的圖書館。究其原因，都市生活和工業(yè)生活的節(jié)奏讓人筋疲力盡，當一個人終于閑下來時，音樂，哪怕是有難度的音樂，也比嚴肅文學更容易進入其中：“它不會像閱讀一本書那樣，將人們分為沉默的孤島，相反，它把人們聚集在一起，聚集在我們社會努力創(chuàng)造的虛幻共同體。維多利亞時代的求愛者將詩歌當成花環(huán)送給心上人，現(xiàn)在的情人會選擇一張唱片，明顯意味著要用音樂來完成白日夢或勾引。”
吊詭的是，我覺得用這個詮釋閱讀式微的觀點，來解讀村上春樹的小說為何流行反而十分貼切。不僅僅是說村上的小說中總是出現(xiàn)爵士樂，出現(xiàn)各種懷舊類型的音樂人這種識別度很高的文學元素，而是他的小說本身就是音樂性的：長篇小說可以看作是大型交響樂的各種變奏曲，而短篇小說可以作為流行音樂的各種變奏。這種小說的音樂性最大的一個表現(xiàn)在于，表面即意義。深刻的洞見消失了，思考的意義消失了，回味性的人物和場景也消失了。閱讀村上的時候，我們只保留了閱讀和欣賞的姿態(tài)，這種即時性的閱讀，在合上書頁的一剎那，已經(jīng)完成。村上文學的這種音樂性，延伸到了一種文學的輕逸，就像流行音樂一樣地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讀者。他把文學寫成了音樂，然后用這種文學來完成“白日夢或勾引”。
但是這種吸引，與眾多暢銷書作家的暢銷又有不同，他的小說與中產(chǎn)階級文化緊密相關，絕非粗制濫造。村上的小說也是廣大文青們、小資白領們心領神會的接頭暗號，文化標簽。村上他很用心地寫作自己的小說，很用心地打動著他的千萬讀者，他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都無比貼近都市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但這種貼近是有距離的貼近，他懂得哪里該抽身而退，在合適的時機，讓他們感受到溫暖，又體驗到疏離；感受到平庸，還能在魔幻現(xiàn)實中自由游弋；有片刻的安寧與回味，又沒有喪失希望。村上的小說給人強烈的中庸主義色彩，大概與他切身處地的生活態(tài)度有關系。他始終是個溫和的人，生活中似乎并沒有太大的波動，愛好爵士樂，經(jīng)營酒吧，經(jīng)常跑步，旅行，翻譯西方文學——最后這一項大概是多年后唯一能讓村上進入經(jīng)典視野的方式。這種生活中營造出的文學品味，始終都是面目可疑的，所以說村上始終距離經(jīng)典文學，還差一步之遙?？瘫↑c說，就如同他每年陪跑諾獎一樣，既是羞辱，又是一種榮耀——沒有一個作家每年都會受到這樣的青睞，但是我們也知道，即使有這樣高密度的關注點，他也不會獲得諾貝爾獎。
村上剛剛出版了自己的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是他時隔九年之后的新作，共收錄了七個短篇，這個書名的同名小說《沒有女人的男人們》是向海明威的同名小說致敬，再考慮到小說集中那篇《山魯佐德》借用的是《一千零一夜》的名字，《戀愛的薩姆沙》——日文原版并未收錄，為海外出版時特意加入的一篇——是對卡夫卡小說的致敬或者改寫，《木野》中出現(xiàn)的人物有點接近雷蒙德·錢德勒小說中沉默酗酒的硬漢偵探……這些所有出現(xiàn)在這本小說集中的文學元素，讓我意識到村上是如何改寫自己熟悉的經(jīng)典。正如所謂的“致敬”，換句話說，致敬可以看作是一種仰望的姿態(tài)，而非超越的姿態(tài)。他把自己擺在了相對較低的位置，他喜歡的那些西方作家，如果不能超越他們，可以將他們的某些經(jīng)典作品進行一種“庸俗化”改編，更適合本土人群，中產(chǎn)階級的口味，我們這個日益平庸的時代精神。
這本小說集中最好看的一篇應該是《山魯佐德》，我們熟悉的經(jīng)典系列中，山魯佐德有一種獨特的講故事的魅力，她通過每一夜的故事來對抗國王的殺戮。而在村上的這個故事中，山魯佐德每次跟一個羽原的男人發(fā)生關系之后，就會給他講述一個故事。這個故事總會停留在緊要關頭，就如同“且聽下回分解”的敘事留白一樣，她通過這個講述技巧來吸引這個男人，下次見面依然做愛，然后是繼續(xù)的故事。而她講述的故事，是回憶她高中時代潛入她暗戀的男生家里，一次比一次更加迷戀這種偷窺別人生活的方式。這個幾次三番玩弄各種故事技巧和敘事圈套的小說，只不過是講述了一個女人的孤獨，孤獨到用性來留住男人對她的好奇心和神秘感，用性來交換一夜推心置腹的交流和坦白——原本《一千零一夜》中的那種無窮無盡的荒誕感消失了，故事變了味道。這幾乎就是整部小說集的核心主題，男人失去了形形色色的女人，有女友、妻子、戀人、愛人等等，然后陷入了無人交談的孤獨之中。這似乎也可以解釋村上的小說為何如此暢銷，因為當我們孤獨的時候，至少還有村上的故事可以撫慰我們長夜漫漫的孤獨心靈。
村上給人的印象始終是沒有寫作上的野心，他寫出了很多作品，但是幾乎沒有任何一部可以代表他的自我形象。他有規(guī)律地生活，跑步，經(jīng)營自己的酒吧，定期旅行，聽音樂會等等，這一切都和一種強烈的生活秩序有關，而寫作只是這種安置好的生活秩序中的一個部分，是他感興趣的眾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種。而對于很多作家，寫作只有一種，他沒有其他選擇，寫作是他唯一的憑借。這樣的作家的寫作，某種意義上，是讓自己的生活陷入混亂和無序，只有把自己置入某種困境和絕境，他才能絕地反擊，用寫作抗衡內(nèi)心喪失的荒蕪感。村上不是這樣的作家，他可以花費大量的時間來打磨一個句子——“我想當個完美的補鍋匠，我想寫出很棒的句子，直率、出彩、優(yōu)雅、有力的句子”，但他卻無法忍受自己的生活和寫作失去平衡。
想想村上喜歡的那些作家：海明威在巴黎咖啡館里忍受饑餓，依然會想到只寫簡單而真實的句子并不能讓自己的小說具有深度；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寫出《了不起的蓋茨比》之前混跡于好萊塢的各種時尚圈，為了稿酬寫了無數(shù)粗制濫造的短篇小說；雷蒙德·卡佛寫作的時候則擔心他屁股下的椅子隨時可能會被抽走；杜魯門·卡波特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對上層社會的洞若觀火，為他的寫作提供了絕佳的素材；石黑一雄的移民身份為他的寫作提供了一種文化上清晰的對照；塞林格寫完《麥田里的守望者》后隱居鄉(xiāng)間再也不發(fā)表自己的作品……
我們再回頭看看村上的寫作生涯，幾乎沒有一本是失敗的，幾乎每一本都是暢銷書，單靠出版之前的預售銷量就已經(jīng)秒殺任何當紅作家了。但在他這么多作品當中，卻沒有一本出類拔萃，讓我們念念不忘的。大批量的讀者在消費村上春樹，但是這種消費不是那種經(jīng)典文學性質(zhì)的消費，可以百讀不厭的消費方式，而是一次性的快餐消費文學：讀過一本，就渴望下一本。只有這樣持續(xù)不斷地寫作，才能維持他的作品存在的意義。
既然開頭援引了喬治·斯坦納的話，結(jié)尾不妨再多引兩句，在《人文素養(yǎng)》（1963）中，斯坦納這樣總結(jié)我們閱讀經(jīng)典的感受：“一個人讀了《伊利亞特》，讀了阿廖沙·卡拉馬佐夫跪向星空那一幕，讀了《蒙田隨筆》的第二十章，讀了哈姆雷特，如果他的人生沒有改變，他對自己生命的領悟沒有改變，他沒有用一點點徹底不同的方式打量他行走其中的屋子，打量那些敲門的人，那么，他雖然是用肉眼在閱讀，但他的心眼卻是盲視。讀了《安娜·卡列尼娜》或普魯斯特的人，在心靈深處，能不體驗到新的虛弱或需求？”我只能說，這種令人戰(zhàn)栗的閱讀經(jīng)驗，在村上春樹的小說中是無法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