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方，干部作風問題突出，往往與經(jīng)濟發(fā)展落后、社會矛盾頻生、群眾生活困難、干群關系緊張，呈正相關甚至為因果關系。
地處蘇北的睢寧，對此或有切膚之痛，感受尤為深刻。也因此，睢寧才痛下決心，掀起這一場“嚴管干部”的風暴。
然而，連主導者最初也或未曾意料的是，這場由表及里的整治，開始或多或少地觸及治權這個核心問題，進而開始破題。因而，不論睢寧的整治能走多遠、多順，這種先行先試的改革意味，便具有了標本意義，令人矚目與期待。
“群眾不滿、干部有怨”，就必須整治干部作風，而治風關鍵又在治官，治官根本則在治權。睢寧正是如此“順藤摸瓜”，在三個層面上搞得風生水起，甚至立竿見影。
治風者，一禁一倡。午間飲酒、警車開道、迎來送往、出席慶典、題詞題字、開特權車，針對這些突出的干部作風問題出“六條禁令”。一倡者，“工作需要，隨叫隨到”，推行干部“拉練工作法”。
治官者，令必行，責必問。有令不行，令同虛設，部署難落實；有責不問，責有旁貸，工作推不開。制度一執(zhí)行起來，效果就很明顯，18名干部栽倒“禁酒令”下，50多名干部被免職。
應當看到，如此治風、治官并不新鮮，睢寧之所以引人關注，就在于是真治，動真格。難得有此一真，其干部作風便見好轉(zhuǎn)，干部日子終于“不好過”了。
相比較而言，治權就難得多了。睢寧的探索在于，嘗試“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800人旁聽縣委常委會，選干部下放初始提名權，進而推行“黨務公開”：公開禁令、公開決策、公開考核、公開用人、公開問責、公開承諾。而所謂的陽光，即是社會的監(jiān)督，即是群眾的眼睛，即是科學與民意。
權力一在陽光下運行，就產(chǎn)生了魅力和效力。在會議現(xiàn)場直接根據(jù)投票結果免去干部，參會者事先卻并不知道，這的確比較“刺激”，也令群眾始信了民意的分量。“每項內(nèi)容都是陽光操作、陽光決議，就連放在舞臺上的投票箱都是透明的。”媒體如此評價表明“陽光”受到崇尚，是共同的價值追求。
盡管這種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還只是初步的、淺層次的，卻已經(jīng)展示了令人憧憬的良好狀態(tài)：為官者的權力不敢用來謀私利，只能用來為人民謀利益。但是，也正是其所展示的魅力、效力與遠景，必然會讓既得利益者害怕，害怕權力遭遇束縛，害怕對權力再也不能隨心所欲，因而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阻力也在所難免。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對其權力在陽光下能運行多久不無疑問，觀望睢寧在治權上能否取得實質(zhì)性的突破。盡管睢寧已經(jīng)以其取得的不俗的整治業(yè)績引起高層關注，進而被中紀委、中組部確定為“全國縣委權力公開透明試點縣”。
然而，治權作為人民意愿與時代要求，遲早要被提到日程上來。諸如權力的減削、規(guī)范、制約、監(jiān)督等等，皆是治權的內(nèi)容。黨的十七大即已提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zhí)行權、監(jiān)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xié)調(diào)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這即是從制約層面上對治權提出的制度要求。
睢寧已經(jīng)在治風與治官層面上收到效果，其整治的最初壓力與動力已得到積極回應，而治權的壓力與動力則不足，進一步治權還會面臨更大的困難、風險和挑戰(zhàn)。
但是，是否堅定走下去，決定了整治主導者只是為了謀求為官一任的好政績，還是為了對黨和人民的忠誠而擔當起改革者的使命。前者只會被媒體記住，后者則會被歷史記住。
1945年英國大選揭曉，丘吉爾面對連任落選的結果，半晌無語之后說了一句：“英國人民成熟了。他們學會了選擇，他們不需要一個英雄領導他們重建家園?！焙髞?，斯大林遇到丘吉爾，笑話他說：“丘吉爾，你打贏了仗，人民卻罷免了你。你看我，誰敢罷免我！”丘吉爾卻不以為然地回應：“我領導并贏得戰(zhàn)爭，就是為了保衛(wèi)人民有罷免我的權利！”
歷史記住了這兩個人，卻有著不同的評價。
(來源：人民網(wǎng)-《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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