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彥文
據(jù)我國最早的史籍 《尚書》記載，殷商時期 （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以今天的十堰為中心的漢江中上游地區(qū)，居住著庸、羌、髳、微、廬、彭、濮七個部落方國。庸國居住在今竹山縣上庸鎮(zhèn)為中心的堵河中上游地區(qū)，羌國居住在今天的陜西漢中市及以西地區(qū)，髳國居住在今四川巴中與陜西漢中交界的地區(qū)，微國居住在堵河下游今十堰市張灣區(qū)黃龍鎮(zhèn)一帶，廬國居住在今湖北宜城市西南一帶，彭國居住在今房縣、襄陽市谷城縣一帶，濮國則居住在今重慶市巫溪縣大寧河一線。加上遠在四川中西部地區(qū)的蜀國，史稱參加周武王伐紂的 “西土八國”。西土八國，庸為大。今天筆者帶您走進中華民族的上古時代，從文獻與田野考古的結合中去探究庸國的今生前世、興衰存亡。
《尚書·牧誓》記載，公元前1046年2月5日黎明時分，周武王姬發(fā)率領幾路諸侯、方國的軍隊聚集在今河南淇縣西南的牧野，向諸侯之師發(fā)出伐紂動員令：“逖也，西土之人！……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廬、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譯成現(xiàn)代文即是 “路途多么遙遠啊，從西方來的人們！……??！我友好邦國的國君，王室近臣、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以及庸、蜀、羌、髳、微、廬、彭、濮諸部落方國的人們，舉起你們的戈、排列好你們的盾牌、樹立起你們的矛，我就要宣誓了。”這是庸國第一次在我國最早的史籍中出現(xiàn)。牧野之戰(zhàn)發(fā)生在周武王十一年 （公元前1046年），從周武王點名的伐紂聯(lián)軍中，我們看到有三類軍隊：一是“友邦冢君”的軍隊，即指在周武王九年（公元前1048年）在今河南孟津會盟的八百諸侯；二是周武王自己的軍隊；三是“庸、蜀、羌、髳、微、廬、彭、濮人”西土八國的部落方國軍隊。
庸國是商代分封國還是土著部落方國，歷代學界各執(zhí)一詞。經(jīng)考察比較，筆者認為庸國是本土的部落方國較為恰當。唐代的 《元和姓纂》、宋代的 《通志·氏族略》認定庸國是商代侯國，宋代的 《路史·國名紀》認定其是商代的伯爵國。這些認定均源于 《尚書·牧誓》中記載的周武王率各路諸侯伐紂的史實。他們沒有仔細推敲周武王在誓詞中有分寸地點明了參加伐紂聯(lián)軍的三類人群的身份。八百諸侯稱之為 “友邦冢君”，西土八國稱之為“人”。只有諸侯國首領才能稱之為 “君”。一字之差，便點明了 “庸、蜀、羌、髳、微、廬、彭、濮人”是商代的部落方國部族的身份。庸國當是漢水流域的土著部落國家。微國和彭國是遭到滅國而流亡到漢水流域的夏商時期的東夷方國。然而周武王將庸國排在 “西土八國”之首，還排在蜀國的前面，這可以肯定，殷商末期的庸國是漢江上游地區(qū)比較強大的部落方國。
庸國的第二次出現(xiàn)是在西周的周夷王時期 （公元前885年—公元前877年）?！妒酚?middot;楚世家》記載： “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民間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 ‘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zhí)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是西周分封楚以子男之田的第六代楚子，距被分封時已有一百四十多年。 《史記·楚世家》又云：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由此可知，楚國在被封于荊山之麓的丹陽（今湖北枝江市與當陽市一帶）后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六代楚子用了百十年的時間使自己成為了江漢地區(qū)強大的國家。從楚子語氣里可以看出周成王分封熊繹以子男之田是不大滿意的。 《戰(zhàn)國策》還記載熊繹被周成王召到周都會盟而被安排與東夷首領一起到殿外 “守燎”，沒能參加諸侯盟會，受到冷遇。到了周夷王時期，周王室出現(xiàn)衰落，分封的七十一諸侯有的不來朝貢周室、有的相互侵伐。楚國卻避在荊山發(fā)奮圖強韜光養(yǎng)晦強大起來。強大起來的楚國也有了侵伐之志，于是楚子熊渠便率兵北略攻打漢水中上游地區(qū)的庸國和楊粵，一直打到鄂 （今河南南陽市北郊）。所以在第六代楚子熊渠的語言里有 “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的怨恨之辭，以示對周王室的蔑視。傲慢的熊渠侵伐庸國、楊粵得手后將自己三個兒子分封為王，其中中子紅就地封為鄂王。周天子才能稱王，諸侯國稱君?？梢娦芮o禮僭號的野心。從 《左傳·文公十六年》記載的 “庸人率群蠻以叛楚”的話語分析，庸國應在周夷王時期楚子熊渠就將其納入了楚之附庸國。
根據(jù) 《左傳》記載，到了春秋時期，以今天的十堰為中心的漢水中上游地區(qū)，僅居住著庸國、絞國和麇國三個部落方國。庸國都邑在今竹山縣上庸鎮(zhèn)堵河西岸的北壩上，據(jù) 《華陽國志》記載，春秋前的庸國地域范圍東起堵河，西至今陜西漢中盆地，南抵巴山，北達秦嶺，是漢江上游最大的方國。絞國都邑在今丹江口市習家店左絞村一帶，麇國都邑在今鄖陽區(qū)五峰鄉(xiāng)肖家河村一帶。絞國和麇國分別于公元前700年和公元前616年被楚國滅國臣服。庸國最后一次出現(xiàn)是在春秋時期的公元前611年。這一年，楚國、秦國、巴國聯(lián)合起來滅了庸國。楚國滅庸后在其都邑設置了上庸縣。秦、巴、楚三國滅庸是春秋大事，春秋 《左傳》因此記載得非常詳細?，F(xiàn)全錄傳之譯文于下：
《左傳》文公十六年 （公元前611年）……楚國發(fā)生大饑荒，戎人攻打楚國的西南部，到了阜山 （今湖北房縣西南神農(nóng)架一帶），駐軍于大林 （今湖北荊門西北）。又伐其東南部，到達陽丘，去侵襲訾枝 （今湖北枝江市）。庸國人率領各部蠻人背叛楚國。麇國人率各部濮人聚集在選地 （今湖北枝江市境），準備進攻楚國。這時候，楚國的申邑 （今河南南陽市）、息邑 （今河南息縣）的北門不再開放。
楚人準備遷都于阪高 （今湖北當陽市一帶），大夫蒍賈說： “不行。我能夠去，敵人也能去，不如去攻打庸國。麇國人和各部濮人，認為我們遇到饑荒不能出兵，所以攻打我們。如果我們出兵，他們必定害怕而回去。各部濮人分散居住，將會回到各自的地盤，有誰還有空來打別人的主意呢？”于是楚國出兵。十五天后，各部濮人停戰(zhàn)回去。楚軍從廬邑 （今湖北南漳縣東）向前挺進，沿途打開糧倉讓大家一起食用。軍隊駐扎到了句澨 （今丹江口市均縣鎮(zhèn)一帶的漢江邊），派遣廬戢梨侵襲庸國，到達庸國的方城 （今湖北竹山縣東）。庸國人趕走了楚軍，囚禁了子揚窗。過了三天，子揚窗逃了出來，說： “庸國軍隊人數(shù)眾多，各部蠻人集聚在一起，不如再發(fā)大兵，并且出動國君的衛(wèi)隊，會合在一起后再進軍。”師叔說： “不行。姑且再和他們接戰(zhàn)，讓他們驕傲。他們驕傲，我們激憤，然后可以取勝，先君蚡冒（楚武王兄厲王）就是用這個方法使陘隰（今湖北江陵一帶）順服的。”楚軍再次與他們交戰(zhàn)，打了七次都敗走，只有裨、儵（音shù）、魚人 （裨、儵、魚均為巫溪縣和巫山縣長江一線的部落民族）參與追趕楚軍。庸國人說： “楚國人不足一戰(zhàn)了。”于是不再防備。
楚莊王乘坐驛站的車，在臨品 （今丹江口市漢江南一帶）與前敵部隊會師，把軍隊分為兩隊：子越從石溪 （今丹江口市浪河鎮(zhèn)一帶）出發(fā)，子貝從仞 （今十堰經(jīng)濟技術開發(fā)區(qū)白浪街辦一帶）地出發(fā)，去攻打庸國。秦國人、巴國人跟隨著楚軍。各部蠻人服從了楚王，訂立了盟約，于是滅亡了庸國。
滅庸之役的勝利，使楚國完全占據(jù)了漢江中上游地區(qū)，并在此境設置了上庸縣、钖縣、房陵縣等建置。上庸縣應為楚國滅庸后就地在庸國的都邑設置，庸都邑舊址即是今竹山縣上庸鎮(zhèn)堵河西岸的北壩。
上庸作為地名出現(xiàn)最早見于 《戰(zhàn)國策》，其后是 《史記》。 《戰(zhàn)國策·秦武王謂甘茂章》云： “臣聞張儀西併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戰(zhàn)國策·楚懷王拘張儀章》又云：楚懷王抓住了秦國派來的說客張儀，準備將他殺掉。楚懷王的寵臣靳尚得了張儀的賄賂，就找到楚懷王的寵姬鄭袖幫忙說情。靳尚嚇唬鄭袖說： “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 （贖出）。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玩習音者，以歡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nèi) （納）之楚王。楚王必愛。”鄭袖害怕楚懷王將來真的接納了秦國的美女而失寵，說服楚懷王放了張儀。 《史記·秦本紀》云：秦惠文王后十三年 （公元前312年）， “庶長章?lián)舫诘り?，虜其將屈匄。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 《史記·秦本紀》又云： “昭襄王三年 （公元前304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從 《戰(zhàn)國策》和 《史記》記載的史實，我們可以認定秦人在沒有取得楚國占據(jù)的庸地時，稱攻取楚之漢中、上庸，這證明漢中和上庸是楚所設的郡縣。春秋戰(zhàn)國時，秦、楚、晉等諸侯國攻城掠地后，一般都在邊地設郡縣示為己有。西晉著名軍事家、經(jīng)學家杜預注 《左傳·宣公十二年》云： “楚滅諸小國，皆以為縣，則楚滅庸時以為上庸縣矣。”因此推定，在公元前611年楚滅庸后，楚國在漢江中段即今天的安康市設漢中郡 （《華陽國志》記載）、在庸都邑設置了上庸縣。 《戰(zhàn)國策》的記載還暗示我們，楚滅庸后，不僅設了漢中郡、上庸縣，而且還設有 “上庸六縣”。按秦漢時期郡縣建置一般承前朝的規(guī)律斷定，戰(zhàn)國時期所說的 “上庸六縣”，應該就是漢代的上庸縣、房陵縣、钖縣、旬陽縣、武當縣、武陵縣。
庸國都邑及上庸縣舊治所在何處，歷來也是人們紛爭的焦點。秦漢以降的各個朝代的正史，均只記載了州、郡、縣的名稱，而無記載其郡縣治所的經(jīng)緯坐標和方位地址。加上有的朝代將前朝建置移變，讓今天的人們更摸不清古建置所在的方位和具體地點。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用后代承前朝的推理法大致確定古建置在今天所在的具體地點。
研究古代建置的地望，北魏酈道元所著的 《水經(jīng)注》是我們首選的可靠文獻?！端?jīng)注》是以水系來記載地名建置方位的，對我們今天研究古代地名建置很有價值。我國后代學者考證古代歷史地名基本上都以 《水經(jīng)注》為依據(jù)。 《水經(jīng)注·沔水·堵水》云： “堵水出建平郡 （今巫山縣）界故亭谷，東歷新城郡 （今房縣），郡故漢中之房陵縣也……堵水之旁有別溪……又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為守，登之而嘆曰：劉封、申耽據(jù)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為 《上堵呤》……堵水又東北經(jīng)上庸郡，故庸國也。 《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也，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群蠻以叛，故滅之以為縣，屬漢中郡。漢末又分為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水又東經(jīng)方城亭西。”建平郡即今天的巫山縣。這里表明了酈道元所記的堵水是從南源向北而來。唐 《元和郡縣圖志》云：白馬山塞，在竹山西南三十五里。堵水過別溪和白馬塞后就到了上庸郡，再經(jīng)東流經(jīng)方城亭西。從地理形勢看， “別溪”即今天竹山縣上庸鎮(zhèn)兩河口的泗河。 《晉書》司馬懿傳也記載 “上庸城三面阻水，達于城外為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直造城下”。以上文獻明確說明了上庸城所處的地理形勢：三面環(huán)水，是堵河上的一個半島。同時也認定上庸縣是楚滅庸后就地設縣，也證明庸國的都邑就是后來的上庸縣。
縱觀上古社會國體建置的演變規(guī)律，我國先秦時期的國體建置經(jīng)歷了一個從方國到郡縣的演變過程。據(jù)史家根據(jù)史籍統(tǒng)計，西周初期，華夏大地上分布的大小方國有1800多個，到了春秋時期還有285個，戰(zhàn)國時期就只有以戰(zhàn)國七雄為主了。考究我國上古社會發(fā)展史，我們認識到，林林總總的大小方國的消亡過程，就是秦、楚等幾個大國侵滅小國建立郡、縣的過程。春秋時期出現(xiàn)縣、戰(zhàn)國時期出現(xiàn)郡。秦統(tǒng)一全國后實行了郡縣制。
綜合上文，庸國也不例外，它也經(jīng)歷了一個從方國到郡縣的過程。殷商時期，庸國是漢水中上游地區(qū)較大的部落方國，在周武王伐紂時參加了推翻殷商王朝的牧野之戰(zhàn)；西周中期的周夷王時期被楚子熊渠征伐并成為楚國的附庸國；春秋時期（公元前611年）因趁楚國饑荒叛楚而被楚國所滅，楚在其都邑設上庸縣，縣治在今竹山縣上庸鎮(zhèn)堵河西岸的北壩。自此至戰(zhàn)國末期上庸為楚之上庸縣。秦滅楚后屬秦。秦漢時期為漢中郡轄之上庸縣。東漢建安二十年 （215年），曹操于上庸縣置上庸郡領上庸縣、钖縣。三國、兩晉、南北朝南朝的宋、齊均有上庸郡和上庸縣，上庸郡治均在上庸縣。到了南北朝時期的梁朝，析上庸縣置安城、新豐二縣；改上庸縣為新豐縣、析上庸縣地置安城縣。安城縣即今竹山縣城，西魏時改為竹山縣。竹山因縣旁有黃竹嶺而得名。西魏又改新豐為上庸縣，后周改曰孔陽縣。隋開皇十八年復曰上庸縣。一直到北宋開寶年間 （公元968年—公元975年）將上庸縣撤并到竹山縣。至此，上庸縣從公元前611年建縣至北宋開寶年間撤銷，總計存在了1480多年。
關于庸國的產(chǎn)生，如果是漢江中游的土著方國，當比彭、微等方國遷移到漢江流域立國的時間要早得多，至少是殷商時期發(fā)展形成的部落方國，則庸國從立國到滅國應當存續(xù)了980多年。
這里需要澄清的是，竹山縣境的庸國與河南新鄉(xiāng)境的鄘國沒有必然聯(lián)系。新鄉(xiāng)古庸國一般寫作鄘國。鄘國，西周封國，在今河南新鄉(xiāng)縣西南。 《漢書·地理志》：“河內(nèi)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nèi)為三國， 《詩經(jīng)·風》邶、庸、衛(wèi)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wèi)，蔡叔尹之。以監(jiān)殷民，謂之三監(jiān)。”許多人認為庸國即鄘國，這在東漢以后的古籍文獻記載中確有通用。然在殷商甲骨文字中，二字形體是絕然不同的，意義也迥然不同。 “庸”字形上從 “庚”、下從“用”，甲骨文中的庸為 “ （H27310）”，是 “鏞”的初始字，本義即指大鐘和鏞鐘，在商代有奏鏞鐘進行祭祀的儀式。后來庸有 “采用”、 “需要”、 “功勞”、“勞苦”等意思。 “鄘”則是典型的象形字，其甲骨文是 “ （H13523正）”，此為甲骨文 “郭”、 “墉”之初文，本義指城郭。據(jù)甲骨文卜辭記載， “鄘”在殷商武丁時期曾是王室巨族，一直活動于黃河流域，曾為殷王征伐過西戎。而 “鄘”的甲骨文字與此 “庸”字形絕然不同，指代意義迥異。但從 “庸”作為國名的情況分析， “庸”字在殷商時期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它的原始本義是大鐘和鏞鐘，在商代奏鏞鐘進行祭祀。此字與夏商周正統(tǒng)文化的形成關系緊密，非華夏部族方國名稱一般不以正統(tǒng)、嚴肅的名詞為國名。如果按 《元和姓纂》、 《路史》云庸國是殷商侯國，則有可能是商王武丁時期婦好伐巴時得到了分封。
從庸字的本義來分析：庸部落方國的始祖也許是殷商時期負責奏鏞鐘祭祀的司鏞人員，在殷商武丁時期 （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武丁的夫人婦好伐巴國時奏鐘祭祀有功被分封于漢水上游的堵河流域，并封以 “庸”為國名，成為殷商王國的西南屏障，監(jiān)視巴國的前哨。
有關庸族遷移的歷史印記，庸國與彭國、微國、麇國一樣，遭到滅國后也有遷徙的痕跡。今天湖南省張家界有大庸地名，與楚國在公元前616年滅麇后遷麇人于今湖南岳陽留下的麇城地名一樣，應該是楚滅庸后庸人逃離或楚人強遷庸人于此留下的印記。商周時期，許多方國遭到打擊滅國后，方國部族被迫四處遷徙，出于對自己的亡國的留念，他們遷徙到哪里，就把國名帶到哪里作為地名，有的還將國名作為自己的姓氏。如彭國，本是五帝時期唐堯所封彭祖于彭城 （今江蘇徐州市）立國的，在商代遭到滅國后一路遷徙，湖北房縣商末的彭國、四川的彭山縣等都是其留下的遷徙軌跡。所以張家界之大庸應是庸人遷徙留下的印記，值得當今的我們?nèi)タ疾?、去追尋、去思索、去發(fā)掘，讓其進一步地豐富我們地域的傳統(tǒng)文化，使之成為促進我們地域經(jīng)濟發(fā)展的精神動力。
參考文獻：《尚書》、《左傳》、《世本》、《國語》、《戰(zhàn)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華陽國志》、《元和郡縣圖志》、《元和姓纂》、《水經(jīng)注》、《通典》《通志》、《路史》、《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甲骨文詞義論稿》、《殷商甲骨文字編》、《殷商甲骨文字研究》等。
據(jù)我國最早的史籍 《尚書》記載，殷商時期 （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以今天的十堰為中心的漢江中上游地區(qū)，居住著庸、羌、髳、微、廬、彭、濮七個部落方國。庸國居住在今竹山縣上庸鎮(zhèn)為中心的堵河中上游地區(qū)，羌國居住在今天的陜西漢中市及以西地區(qū)，髳國居住在今四川巴中與陜西漢中交界的地區(qū)，微國居住在堵河下游今十堰市張灣區(qū)黃龍鎮(zhèn)一帶，廬國居住在今湖北宜城市西南一帶，彭國居住在今房縣、襄陽市谷城縣一帶，濮國則居住在今重慶市巫溪縣大寧河一線。加上遠在四川中西部地區(qū)的蜀國，史稱參加周武王伐紂的 “西土八國”。西土八國，庸為大。今天筆者帶您走進中華民族的上古時代，從文獻與田野考古的結合中去探究庸國的今生前世、興衰存亡。
《尚書·牧誓》記載，公元前1046年2月5日黎明時分，周武王姬發(fā)率領幾路諸侯、方國的軍隊聚集在今河南淇縣西南的牧野，向諸侯之師發(fā)出伐紂動員令：“逖也，西土之人！……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廬、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譯成現(xiàn)代文即是 “路途多么遙遠啊，從西方來的人們！……??！我友好邦國的國君，王室近臣、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以及庸、蜀、羌、髳、微、廬、彭、濮諸部落方國的人們，舉起你們的戈、排列好你們的盾牌、樹立起你們的矛，我就要宣誓了。”這是庸國第一次在我國最早的史籍中出現(xiàn)。牧野之戰(zhàn)發(fā)生在周武王十一年 （公元前1046年），從周武王點名的伐紂聯(lián)軍中，我們看到有三類軍隊：一是“友邦冢君”的軍隊，即指在周武王九年（公元前1048年）在今河南孟津會盟的八百諸侯；二是周武王自己的軍隊；三是“庸、蜀、羌、髳、微、廬、彭、濮人”西土八國的部落方國軍隊。
庸國是商代分封國還是土著部落方國，歷代學界各執(zhí)一詞。經(jīng)考察比較，筆者認為庸國是本土的部落方國較為恰當。唐代的 《元和姓纂》、宋代的 《通志·氏族略》認定庸國是商代侯國，宋代的 《路史·國名紀》認定其是商代的伯爵國。這些認定均源于 《尚書·牧誓》中記載的周武王率各路諸侯伐紂的史實。他們沒有仔細推敲周武王在誓詞中有分寸地點明了參加伐紂聯(lián)軍的三類人群的身份。八百諸侯稱之為 “友邦冢君”，西土八國稱之為“人”。只有諸侯國首領才能稱之為 “君”。一字之差，便點明了 “庸、蜀、羌、髳、微、廬、彭、濮人”是商代的部落方國部族的身份。庸國當是漢水流域的土著部落國家。微國和彭國是遭到滅國而流亡到漢水流域的夏商時期的東夷方國。然而周武王將庸國排在 “西土八國”之首，還排在蜀國的前面，這可以肯定，殷商末期的庸國是漢江上游地區(qū)比較強大的部落方國。
庸國的第二次出現(xiàn)是在西周的周夷王時期 （公元前885年—公元前877年）?！妒酚?middot;楚世家》記載： “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民間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 ‘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zhí)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是西周分封楚以子男之田的第六代楚子，距被分封時已有一百四十多年。 《史記·楚世家》又云：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由此可知，楚國在被封于荊山之麓的丹陽（今湖北枝江市與當陽市一帶）后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六代楚子用了百十年的時間使自己成為了江漢地區(qū)強大的國家。從楚子語氣里可以看出周成王分封熊繹以子男之田是不大滿意的。 《戰(zhàn)國策》還記載熊繹被周成王召到周都會盟而被安排與東夷首領一起到殿外 “守燎”，沒能參加諸侯盟會，受到冷遇。到了周夷王時期，周王室出現(xiàn)衰落，分封的七十一諸侯有的不來朝貢周室、有的相互侵伐。楚國卻避在荊山發(fā)奮圖強韜光養(yǎng)晦強大起來。強大起來的楚國也有了侵伐之志，于是楚子熊渠便率兵北略攻打漢水中上游地區(qū)的庸國和楊粵，一直打到鄂 （今河南南陽市北郊）。所以在第六代楚子熊渠的語言里有 “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的怨恨之辭，以示對周王室的蔑視。傲慢的熊渠侵伐庸國、楊粵得手后將自己三個兒子分封為王，其中中子紅就地封為鄂王。周天子才能稱王，諸侯國稱君?？梢娦芮o禮僭號的野心。從 《左傳·文公十六年》記載的 “庸人率群蠻以叛楚”的話語分析，庸國應在周夷王時期楚子熊渠就將其納入了楚之附庸國。
根據(jù) 《左傳》記載，到了春秋時期，以今天的十堰為中心的漢水中上游地區(qū)，僅居住著庸國、絞國和麇國三個部落方國。庸國都邑在今竹山縣上庸鎮(zhèn)堵河西岸的北壩上，據(jù) 《華陽國志》記載，春秋前的庸國地域范圍東起堵河，西至今陜西漢中盆地，南抵巴山，北達秦嶺，是漢江上游最大的方國。絞國都邑在今丹江口市習家店左絞村一帶，麇國都邑在今鄖陽區(qū)五峰鄉(xiāng)肖家河村一帶。絞國和麇國分別于公元前700年和公元前616年被楚國滅國臣服。庸國最后一次出現(xiàn)是在春秋時期的公元前611年。這一年，楚國、秦國、巴國聯(lián)合起來滅了庸國。楚國滅庸后在其都邑設置了上庸縣。秦、巴、楚三國滅庸是春秋大事，春秋 《左傳》因此記載得非常詳細?，F(xiàn)全錄傳之譯文于下：
《左傳》文公十六年 （公元前611年）……楚國發(fā)生大饑荒，戎人攻打楚國的西南部，到了阜山 （今湖北房縣西南神農(nóng)架一帶），駐軍于大林 （今湖北荊門西北）。又伐其東南部，到達陽丘，去侵襲訾枝 （今湖北枝江市）。庸國人率領各部蠻人背叛楚國。麇國人率各部濮人聚集在選地 （今湖北枝江市境），準備進攻楚國。這時候，楚國的申邑 （今河南南陽市）、息邑 （今河南息縣）的北門不再開放。
楚人準備遷都于阪高 （今湖北當陽市一帶），大夫蒍賈說： “不行。我能夠去，敵人也能去，不如去攻打庸國。麇國人和各部濮人，認為我們遇到饑荒不能出兵，所以攻打我們。如果我們出兵，他們必定害怕而回去。各部濮人分散居住，將會回到各自的地盤，有誰還有空來打別人的主意呢？”于是楚國出兵。十五天后，各部濮人停戰(zhàn)回去。楚軍從廬邑 （今湖北南漳縣東）向前挺進，沿途打開糧倉讓大家一起食用。軍隊駐扎到了句澨 （今丹江口市均縣鎮(zhèn)一帶的漢江邊），派遣廬戢梨侵襲庸國，到達庸國的方城 （今湖北竹山縣東）。庸國人趕走了楚軍，囚禁了子揚窗。過了三天，子揚窗逃了出來，說： “庸國軍隊人數(shù)眾多，各部蠻人集聚在一起，不如再發(fā)大兵，并且出動國君的衛(wèi)隊，會合在一起后再進軍。”師叔說： “不行。姑且再和他們接戰(zhàn)，讓他們驕傲。他們驕傲，我們激憤，然后可以取勝，先君蚡冒（楚武王兄厲王）就是用這個方法使陘隰（今湖北江陵一帶）順服的。”楚軍再次與他們交戰(zhàn)，打了七次都敗走，只有裨、儵（音shù）、魚人 （裨、儵、魚均為巫溪縣和巫山縣長江一線的部落民族）參與追趕楚軍。庸國人說： “楚國人不足一戰(zhàn)了。”于是不再防備。
楚莊王乘坐驛站的車，在臨品 （今丹江口市漢江南一帶）與前敵部隊會師，把軍隊分為兩隊：子越從石溪 （今丹江口市浪河鎮(zhèn)一帶）出發(fā)，子貝從仞 （今十堰經(jīng)濟技術開發(fā)區(qū)白浪街辦一帶）地出發(fā)，去攻打庸國。秦國人、巴國人跟隨著楚軍。各部蠻人服從了楚王，訂立了盟約，于是滅亡了庸國。
滅庸之役的勝利，使楚國完全占據(jù)了漢江中上游地區(qū)，并在此境設置了上庸縣、钖縣、房陵縣等建置。上庸縣應為楚國滅庸后就地在庸國的都邑設置，庸都邑舊址即是今竹山縣上庸鎮(zhèn)堵河西岸的北壩。
上庸作為地名出現(xiàn)最早見于 《戰(zhàn)國策》，其后是 《史記》。 《戰(zhàn)國策·秦武王謂甘茂章》云： “臣聞張儀西併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戰(zhàn)國策·楚懷王拘張儀章》又云：楚懷王抓住了秦國派來的說客張儀，準備將他殺掉。楚懷王的寵臣靳尚得了張儀的賄賂，就找到楚懷王的寵姬鄭袖幫忙說情。靳尚嚇唬鄭袖說： “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 （贖出）。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玩習音者，以歡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nèi) （納）之楚王。楚王必愛。”鄭袖害怕楚懷王將來真的接納了秦國的美女而失寵，說服楚懷王放了張儀。 《史記·秦本紀》云：秦惠文王后十三年 （公元前312年）， “庶長章?lián)舫诘り?，虜其將屈匄。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 《史記·秦本紀》又云： “昭襄王三年 （公元前304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從 《戰(zhàn)國策》和 《史記》記載的史實，我們可以認定秦人在沒有取得楚國占據(jù)的庸地時，稱攻取楚之漢中、上庸，這證明漢中和上庸是楚所設的郡縣。春秋戰(zhàn)國時，秦、楚、晉等諸侯國攻城掠地后，一般都在邊地設郡縣示為己有。西晉著名軍事家、經(jīng)學家杜預注 《左傳·宣公十二年》云： “楚滅諸小國，皆以為縣，則楚滅庸時以為上庸縣矣。”因此推定，在公元前611年楚滅庸后，楚國在漢江中段即今天的安康市設漢中郡 （《華陽國志》記載）、在庸都邑設置了上庸縣。 《戰(zhàn)國策》的記載還暗示我們，楚滅庸后，不僅設了漢中郡、上庸縣，而且還設有 “上庸六縣”。按秦漢時期郡縣建置一般承前朝的規(guī)律斷定，戰(zhàn)國時期所說的 “上庸六縣”，應該就是漢代的上庸縣、房陵縣、钖縣、旬陽縣、武當縣、武陵縣。
庸國都邑及上庸縣舊治所在何處，歷來也是人們紛爭的焦點。秦漢以降的各個朝代的正史，均只記載了州、郡、縣的名稱，而無記載其郡縣治所的經(jīng)緯坐標和方位地址。加上有的朝代將前朝建置移變，讓今天的人們更摸不清古建置所在的方位和具體地點。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用后代承前朝的推理法大致確定古建置在今天所在的具體地點。
研究古代建置的地望，北魏酈道元所著的 《水經(jīng)注》是我們首選的可靠文獻?！端?jīng)注》是以水系來記載地名建置方位的，對我們今天研究古代地名建置很有價值。我國后代學者考證古代歷史地名基本上都以 《水經(jīng)注》為依據(jù)。 《水經(jīng)注·沔水·堵水》云： “堵水出建平郡 （今巫山縣）界故亭谷，東歷新城郡 （今房縣），郡故漢中之房陵縣也……堵水之旁有別溪……又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為守，登之而嘆曰：劉封、申耽據(jù)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為 《上堵呤》……堵水又東北經(jīng)上庸郡，故庸國也。 《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也，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群蠻以叛，故滅之以為縣，屬漢中郡。漢末又分為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水又東經(jīng)方城亭西。”建平郡即今天的巫山縣。這里表明了酈道元所記的堵水是從南源向北而來。唐 《元和郡縣圖志》云：白馬山塞，在竹山西南三十五里。堵水過別溪和白馬塞后就到了上庸郡，再經(jīng)東流經(jīng)方城亭西。從地理形勢看， “別溪”即今天竹山縣上庸鎮(zhèn)兩河口的泗河。 《晉書》司馬懿傳也記載 “上庸城三面阻水，達于城外為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直造城下”。以上文獻明確說明了上庸城所處的地理形勢：三面環(huán)水，是堵河上的一個半島。同時也認定上庸縣是楚滅庸后就地設縣，也證明庸國的都邑就是后來的上庸縣。
縱觀上古社會國體建置的演變規(guī)律，我國先秦時期的國體建置經(jīng)歷了一個從方國到郡縣的演變過程。據(jù)史家根據(jù)史籍統(tǒng)計，西周初期，華夏大地上分布的大小方國有1800多個，到了春秋時期還有285個，戰(zhàn)國時期就只有以戰(zhàn)國七雄為主了。考究我國上古社會發(fā)展史，我們認識到，林林總總的大小方國的消亡過程，就是秦、楚等幾個大國侵滅小國建立郡、縣的過程。春秋時期出現(xiàn)縣、戰(zhàn)國時期出現(xiàn)郡。秦統(tǒng)一全國后實行了郡縣制。
綜合上文，庸國也不例外，它也經(jīng)歷了一個從方國到郡縣的過程。殷商時期，庸國是漢水中上游地區(qū)較大的部落方國，在周武王伐紂時參加了推翻殷商王朝的牧野之戰(zhàn)；西周中期的周夷王時期被楚子熊渠征伐并成為楚國的附庸國；春秋時期（公元前611年）因趁楚國饑荒叛楚而被楚國所滅，楚在其都邑設上庸縣，縣治在今竹山縣上庸鎮(zhèn)堵河西岸的北壩。自此至戰(zhàn)國末期上庸為楚之上庸縣。秦滅楚后屬秦。秦漢時期為漢中郡轄之上庸縣。東漢建安二十年 （215年），曹操于上庸縣置上庸郡領上庸縣、钖縣。三國、兩晉、南北朝南朝的宋、齊均有上庸郡和上庸縣，上庸郡治均在上庸縣。到了南北朝時期的梁朝，析上庸縣置安城、新豐二縣；改上庸縣為新豐縣、析上庸縣地置安城縣。安城縣即今竹山縣城，西魏時改為竹山縣。竹山因縣旁有黃竹嶺而得名。西魏又改新豐為上庸縣，后周改曰孔陽縣。隋開皇十八年復曰上庸縣。一直到北宋開寶年間 （公元968年—公元975年）將上庸縣撤并到竹山縣。至此，上庸縣從公元前611年建縣至北宋開寶年間撤銷，總計存在了1480多年。
關于庸國的產(chǎn)生，如果是漢江中游的土著方國，當比彭、微等方國遷移到漢江流域立國的時間要早得多，至少是殷商時期發(fā)展形成的部落方國，則庸國從立國到滅國應當存續(xù)了980多年。
這里需要澄清的是，竹山縣境的庸國與河南新鄉(xiāng)境的鄘國沒有必然聯(lián)系。新鄉(xiāng)古庸國一般寫作鄘國。鄘國，西周封國，在今河南新鄉(xiāng)縣西南。 《漢書·地理志》：“河內(nèi)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nèi)為三國， 《詩經(jīng)·風》邶、庸、衛(wèi)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wèi)，蔡叔尹之。以監(jiān)殷民，謂之三監(jiān)。”許多人認為庸國即鄘國，這在東漢以后的古籍文獻記載中確有通用。然在殷商甲骨文字中，二字形體是絕然不同的，意義也迥然不同。 “庸”字形上從 “庚”、下從“用”，甲骨文中的庸為 “ （H27310）”，是 “鏞”的初始字，本義即指大鐘和鏞鐘，在商代有奏鏞鐘進行祭祀的儀式。后來庸有 “采用”、 “需要”、 “功勞”、“勞苦”等意思。 “鄘”則是典型的象形字，其甲骨文是 “ （H13523正）”，此為甲骨文 “郭”、 “墉”之初文，本義指城郭。據(jù)甲骨文卜辭記載， “鄘”在殷商武丁時期曾是王室巨族，一直活動于黃河流域，曾為殷王征伐過西戎。而 “鄘”的甲骨文字與此 “庸”字形絕然不同，指代意義迥異。但從 “庸”作為國名的情況分析， “庸”字在殷商時期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它的原始本義是大鐘和鏞鐘，在商代奏鏞鐘進行祭祀。此字與夏商周正統(tǒng)文化的形成關系緊密，非華夏部族方國名稱一般不以正統(tǒng)、嚴肅的名詞為國名。如果按 《元和姓纂》、 《路史》云庸國是殷商侯國，則有可能是商王武丁時期婦好伐巴時得到了分封。
從庸字的本義來分析：庸部落方國的始祖也許是殷商時期負責奏鏞鐘祭祀的司鏞人員，在殷商武丁時期 （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武丁的夫人婦好伐巴國時奏鐘祭祀有功被分封于漢水上游的堵河流域，并封以 “庸”為國名，成為殷商王國的西南屏障，監(jiān)視巴國的前哨。
有關庸族遷移的歷史印記，庸國與彭國、微國、麇國一樣，遭到滅國后也有遷徙的痕跡。今天湖南省張家界有大庸地名，與楚國在公元前616年滅麇后遷麇人于今湖南岳陽留下的麇城地名一樣，應該是楚滅庸后庸人逃離或楚人強遷庸人于此留下的印記。商周時期，許多方國遭到打擊滅國后，方國部族被迫四處遷徙，出于對自己的亡國的留念，他們遷徙到哪里，就把國名帶到哪里作為地名，有的還將國名作為自己的姓氏。如彭國，本是五帝時期唐堯所封彭祖于彭城 （今江蘇徐州市）立國的，在商代遭到滅國后一路遷徙，湖北房縣商末的彭國、四川的彭山縣等都是其留下的遷徙軌跡。所以張家界之大庸應是庸人遷徙留下的印記，值得當今的我們?nèi)タ疾?、去追尋、去思索、去發(fā)掘，讓其進一步地豐富我們地域的傳統(tǒng)文化，使之成為促進我們地域經(jīng)濟發(fā)展的精神動力。
參考文獻：《尚書》、《左傳》、《世本》、《國語》、《戰(zhàn)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華陽國志》、《元和郡縣圖志》、《元和姓纂》、《水經(jīng)注》、《通典》《通志》、《路史》、《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甲骨文詞義論稿》、《殷商甲骨文字編》、《殷商甲骨文字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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